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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巴利专有名词采用新音译的方案[1]

   
 

虽然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玄奘大师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了“五种不翻”[2]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在翻译实践中仍然采用了许多新的翻译用语,比如把旧译的“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新译为“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把旧音译的“比丘”重译为“苾刍”等等即是其例。玄奘大师的翻译作品无论是在精准度方面,还是在行文的流畅性方面,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亦可谓首屈一指的。然而,现今于中国汉传佛教界所通用的佛学用语,有很大部分却是采用姚秦时鸠摩罗什的译语,而不是采用玄奘大师的译语。究其原因,很可能与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经文流传的广泛性有关。

光阴荏苒,倏然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以其原始朴素的风貌、严谨的道风、严密的教理、系统的禅修次第,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热爱正法的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要学习和实践南传上座部佛教,首先要接触到的是其根本圣典——巴利三藏。

目前,在以华人为主的上座部佛教圈中,以汉语为媒介语的上座部佛教译著可谓少之又少。在这些少得可怜的中文译著中,唯一全译的巴利三藏是由台湾元亨寺翻译的《汉译巴利语三藏》。然而,众所周知,这一套《汉译上座部大藏经》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在翻译质量上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典的权威性和可读性。也正因此,把整套巴利三藏直接从巴利语翻译成汉语也就成为必要。

由于华人对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学方兴未艾,因此在音译巴利语专有名词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用北传古译,有的采用新译,有的新老并举,中文世界的上座部佛教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使用规范。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规范。在此新的翻译规范当中,对巴利语专有名词音译的统一问题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在新的翻译规范中,是继续借用现有的北传佛教的古译来代替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呢?还是根据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呢?以下将专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和分析:

1、目前收录于汉传佛教大藏经中的经典,绝大部分是从梵语(sanskrit)翻译过来的,而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是巴利语。虽然梵语与巴利语皆同属于古印度的雅利安语,但梵语属于正统的雅语,为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族所专用。而巴利语乃属于当时的民众方言——布拉格利语(pràkrit)的一支,广泛使用于普罗大众之间。这两种语言在发音、词型、语法等方面皆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2、佛教梵语是当时流传于西北印度和中亚细亚的说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而巴利语是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经典语言。这两种不同的经典语言分别为不同的传承(传统)所使用,不能一概而论。

3、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讲经说法时所使用的马嘎塔口语,故又被称为“马嘎底语”(Màgadhika,Màgadhi,摩揭陀语)或根本语(Mulabhàsa)。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3世纪阿首咖王(Asoka,阿育王)时代即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到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并一直流传到今天。虽然梵语起源于古老的吠陀语,在语源上和历史上比巴利语还要早好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但是佛教开始较广泛地使用梵语(即佛典的梵语化)却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亦即在佛灭五、六百年以后的事。以后来的佛典语言与早期的佛典语言相提并论,似有欠妥之处。

4、在《律藏·小事篇》中记载,佛陀在世时,有两位婆罗门出身的兄弟比库企图要求佛陀允许他们将佛语加上梵语的音韵(Chanda,阐陀),遭到佛陀的严厉呵责与禁止[3]。音韵是一种吐字讲究、格律工整、文句优雅、韵律长短有序、声调抑扬顿挫的婆罗门读诵法,常被运用于造偈语颂诗,为当时的婆罗门等高等种姓所采用。音韵学是梵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也可等同于梵语[4]。佛陀之所以禁止把佛语加进梵语的音韵,而提倡比库们使用俗语——马嘎底口语——一种在当时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被普通老百姓广泛使用的民众方言,是为了避免后来的佛弟子们舍法逐文、以音坏义。为佛弟子,应该谨记佛陀的这一项教导!

5、梵语是由形成于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0世纪古老的吠陀教所使用的吠陀语演变而来,之后又经历古典梵语的阶段,一直以来都是婆罗门祭司阶层用来读诵吠陀、祭拜诸神的专门用语。约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的四、五百年间,梵语又经过几代文法家的改革和规范化,使其最终成为在全印度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语言而渐趋定型。公元4世纪,随着信奉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笈多王朝统一印度,印度教因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而风行全印度,梵语也作为国家的公用语而得到全面的推广应用。佛教在与婆罗门教对抗竞争与接受国家王权的双重压力之下,佛典的梵语化便在佛教内部全面展开,乃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有大量俗语成分的、不规范的“佛教梵语”,或称“混合梵语”。佛教抛弃俗语而完全采用梵语,其结果是不仅使婆罗门教-印度教对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还使佛教越来越脱离一般民众,最终走向了学术化与经院化。佛教在印度发展到后期阶段之所以会逐渐消融于印度教文化大潮之中,乃至最后在印度本土销声匿迹,这与佛典的梵语化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作为佛弟子,抛弃佛陀自己的语言而使用外道(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语言[5],这是否恰当呢?

6、梵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失传了,而从印度传到中亚细亚、中国汉地和西藏等地的梵文经典都被译成了当地的语言文字。现在要了解梵语,也只能靠近现代在中亚细亚等地出土的残片或散落于西藏各地寺院的经典来进行研究。然而,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巴利语直到今天仍然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受到高度的尊重与广泛的使用,许多上座部比库甚至还能流利地使用巴利语来进行对话和书写。以“死”的梵语取代“活”的巴利语,实为不妥!

7、巴利语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而梵语在中世纪时主要流传于印度和中亚细亚一带,这两种语言所流传与被使用的区域也不同。

8、当以梵语为媒介语的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时,古代的译经家们皆以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所使用的方言来音译梵语的专有名词。因此,不同时代的译经家们对于同样的一个梵语名词也有不同的译法。比如“印度”(Indu)一词,古代就曾音译为:身毒、申毒、天竺、天笃、身笃、干笃、贤豆、身豆、天豆、印土、呬度等等。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语言文字也在不断的变迁,这些以古代发音来音译的梵语名词,在今人读来,有些不仅异常拗口,而且与梵语的原来读音已经相去甚远矣。

9、目前通用于中国汉传佛教界的梵语古音译,有很大部分采用的是东晋时龟兹人(今中国新疆)鸠摩罗什的译语。而他的许多译语、译意,即使在其后不久的唐代,也被玄奘大师、义净法师等精通梵唐语言的翻译大家们批评为“讹也”、“讹略也”。现在只要稍懂梵巴语言的专家、学者,也不难看出这些译语的错误与讹略。

10、更有甚者,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们自古以来就有创新、发挥的习惯,对于直接从印度与西域传过来的佛教也不肯完全地学习与接纳,而要与中华的本土文化进行一番融会贯通,才能有选择性地接受与吸收。对于古来音译的梵语专有名词,他们也不肯直接按照其读音来拼读,而要稍为改一改、变一变,使这些原来已经够别扭的梵语音译变得错上加错。比如“般若”(慧) 一词,梵语为prajnà,接近现在的读音“不拉只雅”, 巴利语为pannà,读音近似为“班雅”, 与“般若”很接近。但“般若”一词在目前的汉传佛教界并不直接读为“般若”,而是讹读为“波惹”或“波夜”;比如“阿那般那”(入出息,简称安般)的正确汉语读音与巴利语和梵语ànàpàna的发音几乎一致,可现在这个词被普遍讹读为“婀娜波娜”;又比如把“阿罗汉”读为“婀罗汉”,甚至简化成词义相反的“罗汉”。这种不明真相、自作聪明的拼读方法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已无从考究了。如果仍然把现有北传佛教的梵语古音译用在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上,这种错误的拼读方法必然还将以讹传讹地继续使用下去。

11、语言本来就是人们用来交流沟通的一种工具。这些梵语古音译对于讲“圆融”、“方便”的北传大乘佛教来说,只要大家能听得懂,明白其意,当然不必过多细究[6]。然而,上座部佛教属于“保守派”,注重传统,教理精密、道风严谨,对于那些不求甚解、不甚了了的治学态度难以在上座部传统中立足。有志于修学上座部佛教的华人自然也应该继承上座部的这种优良传统。在使用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方面,如果继续借用北传佛教马大哈式的梵语古音译,实在与上座部的传统相左!

12、目前巴利语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比库及佛教学者至今仍然可以用巴利语来进行交流和沟通。虽然巴利语作为一种语言,自古至今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但是,所有的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都使用自己国家、民族的语言字母来拼写巴利语。他们之所以可以使用巴利语来进行对话,是因为他们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字母来拼写巴利语时都是采用音译法。假如这些不同语言字母的音译拼读法没有一种共同的发音的话,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成为不可能。如果华人圈的上座部佛教弟子仍旧借用现有北传佛教的梵语古音译来拼读巴利语的话,那么,这种带有浓厚北传色彩的巴利语音译,就将与已经成为上座部佛教弟子之间用来沟通交流的国际性语言相脱节。同时,在外国的上座部佛教弟子们听来,华人圈中的上座部佛教弟子们所讲的巴利语发音也将是怪模怪样的。

13、巴梵分离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先例。在英文佛学著作中,北传大乘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作品在使用源于梵文的专有名词时所采用的梵语,比如dharma(法,达摩)、karma(业,羯磨)、nirvàna(涅槃)、bhikùu或bhikshu(比丘)、sutra(经,修多罗)等,在上座部佛教的作品中都使用了巴利语dhamma, kamma, nibbàna, bhikkhu, sutta等。可以想见,假如一位西洋的上座部比库在谈论佛法或写作时使用梵文来表述一些专有名词的话,是多么的不伦不类。

14、如果继续借用现有北传佛教的梵语古音译来拼读巴利语的话,其唯一的好处就是为那些已经有一定北传佛学基础的信徒们提供语言上和理解上的方便。换而言之,如果在华人圈中发展上座部佛教只是为了化度和改进北传佛教的话,或者其发展对象只着眼于目前已经接受和借用北传梵语古音译的那一群上座部佛教信众的话,当然没有必要探讨所谓巴利语新音译的问题。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能够对上座部佛教感兴趣,能够更系统、更完全、更纯粹地接受上座部佛教传统的人,反而更多的是那些并没有北传佛教基础、见地纯如白纸的人,以及那些虽然曾经接触过北传佛教,但所受影响并不很深的一群人(这一点在中国大陆尤其明显)。这一群人对许多北传佛教的专门术语以及梵语古音译往往都比较陌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否有必要让他们在刚开始学习上座部佛教的时候,就接触和使用发音与巴利语实际读音有一定差距的北传梵语古音译呢?然后再让他们把这种不规范的阅读方法和拼读方法养成习惯,以讹传讹地一代一代继续流传下去呢?今日不改,更待何时?!

15、与北传大乘佛教对比起来,上座部佛教在华人圈中从过去直至现在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在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方面一直以来都借用北传佛教的梵语古音译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上座部佛教无论是在三藏经典、教义教理、禅修方法、修行目标、生活方式等方面,还是在历史发展、教法传承方面,都与北传大乘佛教有很大程度的区别。

当前,学习上座部佛教的华人普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否定代表上座部传统的阿毗达摩及义注,喜欢用个人(或家师)的经验来解释经典及指导禅修;

⑵、南北圆融、杂糅各家,把北传《阿含》、有部宗义,甚至连“气功”等都混杂进南传上座部佛教;

⑶、大量使用梵语音译和北传术语。[7]

上座部佛教属于保守传统的部派。假如学习上座部的华人仍然喜欢圆融方便或杂糅百家的话,将很难得到上座部长老们的承认。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上座部佛教要在华人圈中弘扬、扎根、发展,就必须立足并致力于纳入上座部佛教大传统!

为了继承上座部的传统,为了悲愍未来的有缘人,华人圈的上座部佛教应该到要自立的时候了![8]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在汉译巴利三藏翻译新规范中,对巴利语专有名词的音译问题,将选择根据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

在此所谓的“根据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乃是指以最接近印度古音的斯里兰卡的巴利语读音为标准音[9],同时参考国际巴利语读音标准来拼读巴利语,然后再以与该巴利语读音最接近的普通话(国语)读音相对应的汉字拼写出来。例如:巴利语pàtimokkha,以国际音标拼读为[pa:timokkha], 汉语拼音则拼读为[bà di mok ka],再以汉字拼写出来则成了“巴帝摩卡”。因此,巴利语pàtimokkha的新音译为“巴帝摩卡”。

当然,巴利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同时,巴利语是表音的语言,而汉语则是表意的语言,在表音语言中的许多读音是作为表意语言的汉语所无法拼读的。比如巴利语的元音分为长音和短音,子音又有硬音、软音、不气音和送气音之分,而这些都是汉语拼音中所没有的。比如说在巴利语反舌音组硬音不气音的?a,?à,齿音组的ta,tà,在实际拼读时是有长音和短音的区别的,但是在普通话中却只能找到与其中的“tà”最接近的读音,也就是汉语拼音的“dà”,再拼写成相对应的汉字时,这四个不同的读音只能通通都音译成“答”一个汉字了。

同时,巴利语也有许多在普通话读音中(不包括某些地区的方言读音)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汉字拼写出来的发音,比如:ki, khi, khe, gi, ghi, chi, che, je, jhe, na, ni, nu, ne, no, vi, vin, hon, hi, hin等等。

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把巴利语的读音发好,除非是下功夫学好巴利语。由于普通话读音和汉语拼音的局限性,要完全准确无误地把巴利语音译成相对应的汉字,使我们在拼读时能够与巴利语的读音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采用最接近或最相似的汉字来重新拼译巴利语读音。当华人佛弟子们在使用这些新音译的巴利语与外国的上座部佛教弟子进行交流和沟通时,至少也能够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在接受一件新事物时,刚开始多少会感觉不习惯。对那些已经有一定北传佛学基础的信徒们来说,在刚开始阅读和接触新音译的巴利语(与其说是新事物,倒不如说是回归古老的传统)时,多少会有点不习惯也是情理中事。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一个慢慢适应与习惯的过程。欧美人士在刚开始接触和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东方佛教时,他们所懂得的佛教专有名词与专门术语总不会比咱们中国人多吧?他们岂不也是经历了使用自己的国家语言字母来拼写巴利语的这一个过程?欧美人士接触到上座部佛教也不过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但比起华人来说,他们已经遥遥领先,令我们这些号称有“两千年佛教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早已望尘莫及了。

接受巴利语的新音译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如果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还谈什么学习上座部巴利三藏、继承上座部的传统、回归佛陀的教导呢?!

因此,对于巴利语专有名词的新音译,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虽然无法样样十全十美,但也尽量做到最好。”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巴利语是佛陀的语言,作为佛陀的弟子,学习与使用佛陀的语言是我们的本分!

注释:
[1]因为修学上座部佛教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借用梵语古音译和北传名相来表达南传佛学名词,本文即旨在讨论直接用巴利语拼写佛教专有名词。所以这里的“巴利新音译”乃是相对于“梵语古音译”而言。

推行佛教专有名词的巴利语化(非梵语化)和规范化(非北传化),将作为促进华人圈上座部弟子回归佛陀的教导、纳入南传上座部大传统的实际行动之一。

[2] 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一》中载:“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3] “诸比库,不得把佛语加上音韵。若加上者,犯恶作。”

[4]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6注云:“言阐陀者,谓是婆罗门读诵之法。长引其声,以手指点空而为节段。博士先唱,诸人随后。”

《说一切有部顺正理论》卷14云:“阐陀,谓造颂分量语为体。”

《一切经音义》卷47云:“阐陀,上昌演反,梵语也。”

[5] 《五分律》卷26云:“不听以佛语作外书语,犯者偷兰遮。”

《十诵律》卷38云:“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

《四分律》卷52云:“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

同书卷11又云:“尔时,佛在旷野城。六群比丘与诸长者共在讲堂诵佛经语,语声高大,如婆罗门诵书声无异,乱诸坐禅者。……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等云何与长者共在讲堂中诵经,声如婆罗门无异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

[6] 印顺法师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也说到:“中国佛教为‘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

[7] 佛教在传入中国汉地之初,面对着强大的孔孟思想和老庄哲学,也经历了附会佛教、格义佛教等阶段,直到南北朝时期才逐渐走向独立,其间经过了约400年的时间。所谓“附会”,即用儒道的术语、思想来比附佛教。所谓“格义”,即以老庄等外教义理来解释佛法。对照佛教东传的这段历史,现阶段的华人上座部佛教当属哪一种?

[8] 上座部佛教的宗旨在于保存和传承佛陀的原始教法完整无杂,北传大乘佛教则主张圆融无碍、随缘化物、恒顺众生、与时俱进。在华人区弘扬和发展纯粹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意味着既不批评、反对北传大乘,也不杂糅、混同北传大乘,而是在南北传佛教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为更多的华人提供认识、学习和实践佛陀根本教法的机会。

[9] 笔者曾向数位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比库学习与校对过巴利语发音。

Mahinda Bhikkhu(玛欣德比库)

附 表

附表一:新音译巴利读音相对应汉字表

附表二:部分巴梵专有名词新旧音译对照表

附表三::采用古音译的部分巴利专有名词

附表四:采用音译的部分巴利用语

附表五:采用意译的部分巴利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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